悄然升温的家谱热是近年来寻根热的后续,然而,比之情感、血缘层面的寻根,家谱则更多附着了文化的内涵。在它古老的背后,强大的人文教化等诸多价值正日益显现……
尽管每天很忙,要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奔走“累得要死”,但赵勇每天晚上回家,还是要抽时间在网上干一件“不打粮食”的活儿———续写家谱。
“挣钱是重要的,但做这件事对我的家族来说可能更有意义。”赵勇说。
5年前赵勇从宝鸡来到西安,后来贷款买了房。他干的是推销员,虽然收入还差强人意但很辛苦,妻子在医院工作,“日子还算过得去吧”。说起续家谱,主要是儿子的几个问题把他问住了。小家伙今年5岁,有一天问:“我爷爷叫什么?”赵勇说了叫赵某某,下一句又是:“那爷爷的爷爷叫什么?”别说他还真不知道,打电话问老爸,谁知老爸也说不知道。这可麻烦了,其他东西可以翻书去查,实在查不着瞎编糊弄过去就行,但这先祖的名讳到哪去查,而且也不能瞎编呀!
在向老人征询的过程中,他觉得如果再不把自己了解到的这些东西记录下来,理清楚,儿子将来还会跟自己一样茫然。不断走访亲戚、查对资料,3个月后终于在网上给母亲一家建立了五代以内的家谱。“一共一百多人,最高只能到曾祖父一代就再也上不去了”。
赵勇觉得自己身边似乎好多人都在寻亲建谱,可实际上,这股潮流早已在更大范围里蔚为壮观。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网络上各类姓氏宗亲网已达上千家,其中光综合性姓氏网站有数十家。在网上随便“百度”一下,关于家谱的网页就有100多万篇。
我们的“过去”在哪儿
时光回溯到10年前。
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到上海图书馆视察,无意中拿起一本《荣氏族谱》翻看。当翻到写有“第31世毅仁”的那一页时,荣毅仁紧闭双眼,泪水无声滑落……
通过家谱,菲律宾原总统阿基诺夫人确认了祖籍在福建鸿渐村;香港船王包玉刚查到自己是包公后裔;江苏句容的许某在上海图书馆找到族谱后,将消息传回家乡,竟使全族如过节一般欢腾。
现在定居西安的潘泊云先生的家谱是在“破四旧”时被奶奶从北京的夹壁中取出而被红卫兵烧毁的。虽然小时候和奶奶生活在一起,感情最深,但这件事却让他在心底无法原谅奶奶。和家谱烧掉的还有高祖、曾祖及几个祖辈的照片。没被毁掉的鹅毛扇、象牙梳、铜镇纸,都成为他模糊的童年记忆。
第一次对于家谱的好奇来自高中时的一次体检。体检表发下来,见上面有“籍贯”一栏,就填上了出生地北京。结果回去父亲就火了:咱们的祖籍是盐山!盐山是河北的一个县,以前既没有听说过,也没去过。为什么要填盐山?这一次,他对家族的过去产生了极强的好奇心。但没有了家谱,一切都是那么茫然。
从爷爷的遗信和奶奶去世前的回忆中,他努力收集着一切关于家族的点点滴滴。经过日积月累的搜集,祖上前辈的姓名、经历、归宿才慢慢清晰了,他才知道高祖潘江是进士,做过广西知府,资助过世交宋湘之子宋哲元读书,后代中从政从医,其中一子精书法,还先后随赵秉均(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)、吴佩孚参与过北洋政事。
而爷爷的人生历程更让他感慨不已。十六岁时,爷爷便参加了五四运动(是当时北京最年轻的学联常委)。本来他要与杨联富(受陆定一直接领导)南下广东,可最终在家庭羁绊下,未能成行。后因所谓“历史问题”和反右中说真话,含冤入狱。此后一直到平反,28年的农场劳作让他备尝人生艰辛……
寻根过程中,潘泊云默默回味着前人的挣扎、奋起、磨砺与责任,巨大的感召力,如同一股股暖流源源不断地充实着他。
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与家族记忆密切相关
家谱也称“族谱”、“宗谱”或“家乘”,是记载一姓的世系和姓氏中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。在我国,家谱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,明清时修谱盛行。
编修家谱,对一个家族而言,是件大事。通常由族中最有权威的人来主持编撰。家谱的内容包括追本溯源,按时间的顺序记录家族的繁衍、家族的迁徙,反映人口繁衍,在彰扬祖先的同时,对国家有贡献、做出建树的家族杰出人物,更是多着笔墨。至于名人的家训、族训更是载于谱中,需要子孙们代代牢记的。如诸葛氏家谱中收录的诸葛亮的《诫子书》,至今还是诸葛后人记颂的励志文章。
“小时候听村里说我们的祖先是明代的柳贯,上中学老师讲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一课,才得知大儒宋濂的老师就是柳贯,心里很是骄傲。”37岁的柳哲说。柳哲如今冠有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副秘书长、中国家谱文化论坛总策划等很多名衔,10年前还是个北大的“游学先生”。
柳哲原名柳尊喜,是按排行起的,后因觉得柳贯的贯字很好,就自己改了个哲字。他说,自己就是受前辈名人的感召,才放弃了在家乡金华做教师的机会,只身来到北京求学。
“小时候,父亲教育很严,教育内容就是柳公权留下的《柳氏家训》。”柳哲回忆当年来北大,实际上就是深受祖辈柳贯、柳公权刻苦好学精神的感召,十多年里,住地下室,睡地铺,什么苦都吃了。
2005年7月16日,在北大走读的柳哲通过博客网站发出了题为《中国家谱文化复兴宣言》的公开信。信中,他倡议海内外的炎黄子孙能“同续谱系、合修家谱,振兴家谱文化”。
随着一纸振兴家谱文化的宣言发出,他转瞬间成为了为民间家谱文化鼓与呼的代言人。同时他开始下苦功研究柳氏家谱,自费来到陕西、江苏等地寻找柳宗元等柳氏名人的墓地,并先后考证柳下惠为黄帝42世孙,柳永为柳下惠38世孙……甚至证实了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是柳永后人。
随着一部长达44万字的《柳氏名人》的出版,国内及海外上百万柳氏族人开始知道了研究柳氏家谱的柳哲。
“家谱能起到帮助一个家族慎终追远而又不偏离主线的作用。尤其家谱中的家训、家规,有很多都与当今的荣辱观相符,而一个家族中优秀人才的辈出,更是能起到强大的感召、教化后代的功能———试想,当自己的祖辈自强不息,一心为公的时候,怎么可能去做那些作奸犯科的事,即便做了有违道德的事,内心又怎么平静?”
柳哲认为,解放后人们对家谱持简单摈弃的态度,实际上丧失了它作为人生教科书的教化功能。每一个人的出生和成长都与家族的记忆紧密联系。当血脉的传承遭遇时空、事件的阻隔而断裂时,是家谱承载了“继往事,知来者”的重任。
家谱会影响到我们“行走”的方向
相比于柳哲孜孜不倦,南京的王耿先生主要是将家谱研究向一门学科的角度去推动。
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作曲系的王耿,从30岁起就开始研究家谱,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打听有关王氏家谱的消息。当听到某地有比较完整的家谱后,他就立刻找上门去请求阅览、抄录。20多年来,为了寻找家谱,王耿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。有时为了看一部家谱,甚至会耐着性子与人磨上十天半个月,直到亲眼看到为止。
多年过去,曾经写歌剧的王耿如今已成为中国收藏家谱最多的个人。而他利用收集到的五百多套王氏家谱,还编撰出了比世界第一家谱———孔氏家谱还要长的王氏通谱(218册)。
“遗憾的是至今家谱并没有形成学问,谱牒学也只是一种民间的叫法,还并没有上升到文化的高度,成为一门学科。”王耿说,家谱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,它是一种文化,是家族史。如果家谱是按血统传承的,那么中国就没有一部完整的家谱———连孔氏家谱也是断代谱。正因为家谱的核心是文化传承,家谱才具备了生命力,才有了文化的特征和本质含义。
“家谱的价值,实际上与宗教、哲学所思考的是一个主题:即我们从哪里来,我们又向哪里去,没了家谱,这个哪里来的问题就是模糊的,必然会影响到我们‘行走’的方向。”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家族共性。如生理、爱好、性格等。
提起祖先带给后人的荣辱,许多人都会记起这样一则故事。乾隆年间大学士秦涧泉是秦桧的后代子孙,曾任翰林院修撰。秦涧泉后来回杭州探亲,与老师袁枚同游西湖,在岳王墓前,面对先祖秦桧的跪像,袁枚要他撰对联以明心志,他提笔写道:“人从宋后羞名桧,我到坟前愧姓秦”。
王耿说,“家谱就是家族史,中国人包括帝王将相都愿意和某个杰出人物拉上关系,都很难不在乎身后名,都怕被骂不肖子孙,这就是家谱和史书的约束教化作用。”历史上的异族统治者,如元代清代,都要设法与黄帝拉上关系以取得统治合法性;即使是平常人,在自己的内心深处,肯定也有几个与自己同一姓氏英雄人物的名字。
给你一个位置,让人知道你曾经来过
作为著名谱牒学者,王耿非常认同这样一种感受:随着岁月的推移,精神深处的孤独时常令人“四顾茫然”———向上,“文革”毁掉家谱,没有的过去;向下,个人如浮萍,将来去哪里?
今年36岁的蒋先生在西安一家高校工作。他给记者讲述了自己所知不多的家族史:父亲小时候家贫早孤,爷爷奶奶和一个姑姑在解放前的一次大年馑加瘟疫中先后死去,全家只活下来父亲一人。父亲12岁从蓝田跑到西安城谋生,给人看过孩子、做过饭,在开水铺拉过风箱,更多的时候则是在东门外头人市上卖短工,好不容易熬到解放,40多岁才结婚。
由于父亲不大识字,也不太爱说话,自己甚至不知道祖父祖母的名字,更不知道爷爷那一辈有兄弟几个、在哪里住、都干过些什么?父母去世后就更没有人知道了。等自己有了孩子,他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大的遗憾。
“根断了,找不见了、接不上了,家谱是个啥?我觉得就是给每个人一个位置,在自己繁衍百年千年的家族史中给自己留下一个位置”,蒋先生说,“有了这个位置,不管过多少年,许多人还是会知道你、甚至记住你,哪怕你再平凡卑微、默默无闻,总有一群人承认你、认可你,你总还有所归属”。
“司马迁说:‘古来富贵且名灭者不可胜计,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’,可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凡人,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,除了你身边最近的几个人,没有几个人能记住你,几十年后就更没有人知道了,在漫漫历史的长河中几乎就像没有存在过,而家谱的价值就在于有人会记住你的名字,让人知道你曾经来过。”
“对于个人有限的生命来说,还有比有人能记住你的名字更令人安慰的吗?”蒋先生总结。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淑珍分析说,家谱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内涵,它不仅涵育了家族的文化,也注入了民族的情愫,对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、价值取向、行为模式一直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如读过《史记》的人都知道,我们无论怎样向上推,每一个姓氏的祖先都是黄帝。倘若没有司马迁的记述,历朝历代盛大的黄陵祭祖,也就没有了根据。而《史记》实际上就是王侯将相的家谱,它具备无法言说的号召力和凝聚力。
《中华家谱总目》将在数年后完成
“文革”及世事变迁造成的家谱缺失,令每一个人在寻根的道路上历尽沧桑。不过,民间家谱热正在弥补这一不足。南方诸省,尤其是浙江、湖南等正迅速地展开修谱热潮,仅浙江一省,就有近三分之二的村落在编修家谱。行走在商洛、安康一带,几乎很多村落都能看到来自安徽、湖北的修谱联络人,他们千里奔波而不懈怠,完全是一股热忱在激励着他们。
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陈建华告诉记者,家谱看似一个家族的历史,实际涉及历史、人口、经济、人类、遗传等多学科,它不仅是人们的情感精神寄托,更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。特别是家谱里一些人物事迹方面的记述,还常常补充正史的不足。不过,在家谱热中也存在负面因素。如个别地方片面强调亲族关系,以亲族联络为名拉帮结派,强争地产、物产,借修谱收费甚至打架斗殴。此类情况是需区别看待的。
陈建华说,我国目前家谱约5万多种。其中上海图书馆收藏最多,总计家谱近10万册,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、一共328个姓氏。同时政府在收藏家谱善本的同时,也加大了对于一些普通家谱的收藏、保护力度。如福建泉州等地,为了凝聚海内外亲情,由政府出资修撰家谱也正成为一种趋势。上海图书馆正在编撰的《中华家谱总目》也将在数年后完成。届时,只需在鼠标上轻轻一点,可供查阅的家谱就会出现在屏幕上。
清明前后,各地公祭中华文明的始祖、名人的活动此起彼伏。认祖归宗如水之归海,正渐趋成为一种潮流。当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炎黄子孙都怀抱着思乡的愿望来寻根时,家谱显然承载了厚重的家国意味。
寻根问祖
我的老家湖州甘棠桥16号,祖父钮祥父,祖母沈玉娥,父親钮泽人(后去香港)姑姑钮意丹(后去美国),记得房屋边上是条小河,小河可以直通轮船码头,房子东面约200米是甘棠桥,当时电影《大李老李和小李》曾经拍此桥取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