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父亲-钮燮鸿（1925-2012年），在1937年家族除了父亲外其他男性成员都先后因故去世，当年父亲才12岁。家中收入仅靠房租以及舅父、二姐等接济一些。
次年的1938年，父亲一人去上海袜厂当学徒。
之后在姨叔父丁瑞生开的上海永生袜厂做销售业务，同时还销售其它袜厂的产品。
由于常州原利恒袜厂高祥海的欠款一直未兑现，最后仅以10台旧袜机抵债，损失很大。
解放初失业，先开办了织袜技术培训班。
1951年利用10台旧袜机在化龙巷家中开办了家庭作坊式企业--常州鸿祥袜厂。
1952年私私合拼为常州一联袜厂，任副经理。当时常州共有26家私营袜厂，私私合拼为一联、大生和新业三家分厂。
1956-1962年公私合营常州一联袜厂，任副厂长。
1963年又合并入国营常州袜厂，先后任计划科副科长、财务科科长。
1970年全家下放（武进孟河城北大队）。
1976年上调武进县工业局，去了向阳布厂。
1978年调回常州袜厂。
1981年4月光荣退休。
私私合拼时的常州一联袜厂总投资额为10957元，我父亲和母亲的投资额才225元，占比仅为2.06%，属于很小的股东。解放前父亲应该算是一名普通职员，解放初期处于失业状态，解放后的1951年才开办了家庭作坊式企业--常州鸿祥袜厂。父亲虽然没有正规上过学，完全考自学，钢笔和毛笔字也写得不错，在那个年代属于文化人。
根据家庭成分的划定规定，一般以解放时所从事的职业为依据。但父亲对政策理解不透，自行填写了“小业主”。这个“小业主”的身份在文革期间对家庭受到了一定影响，父亲受到了批斗，全家下放农村，我的入团申请没有通过。
1979年我参加了全国高考，考取了上海港湾学校，父母亲当时想让我顶他们的职进入常州袜厂工作。常州袜厂于九十年代倒闭，我庆幸没有选择父母亲的职业，否则我早已加入了下岗工人的队伍行列。
夫椒（无锡马山）常州化龙巷钮氏--钮永定
二0二一年三月五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