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“记住乡愁”（之二）中记录了我的童年生活，从我诞生至今80多年间我的生活充满离奇和坎坷，我一生中与数字“九”结下不解之缘：我是我母亲生下的第九个孩子，出生年月是1936年6月3日，年份3十6=9，日期6十3=9，母亲生我后九个月父亲因病去世，因家庭贫穷我直至九岁始上学，我在省重点中学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考入北京的一所国防工业大学，我学的专业是代号九专业，我一生所上过的学校有九所（自小学⇒中学⇒大学⇒成人学校为4+2+2+1=9），自57年反右到78年平反一直“享受”臭老九待遇，我的身份证号最后数字也是九……
人生就是这样奇妙，有时大起大落变化无常，现代人都讲起跑线，我的“起跑线”在哪里呢？生活条件就在本仁堂里一间房，“卫生间”是放在床边一只“马桶”，洗浴条件更没有，夏天还好在天井里放只木桶洗澡，冬天经常是三、四个月不洗澡，到春天身上尽是厚厚的老坑；上学更是九岁上学十岁留级，小考初没考上，通过熟人开后门进了吴兴县中，幸好只读了半年，县中与省重点中学湖州中学合併，学校这一转我也转了运，自此学习成绩突飞猛进，初中任数学课代表，高中学习委员，用现在话说是“学霸”，数学考试次次120分（满分100分，另加分题20分可不做。）于是高中毕业时因我学习成绩好，政审没问题，又是团员，就被保送考进军工大学（十人考上五人），成为当时向往的“红色工程师”摇篮一员，将为建设强大新中国贡献自己一分力量，心想我的前途将无限光明。
但是命运又捉弄人，刚进大学恰逢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，我这本是“根红苗正”的也竟莫名其妙地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当了“戴帽”和“摘帽”右派21年，当时虽未受处分，1958年由保密的国防军工学校转学至一般工科大学（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，也算是国家重点大学），大学毕业前夕“右派”帽摘了，1962年毕业分配到河南省地方企业，在这里我夹着尾巴做人，工作上却积极努力，屡次被评为“先进工作”者，曾当选市青联委员，除了特珠政治待遇外其他未受影响，在1978年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上彻底平反冤假错案，我也迎来了春天，接着入党（转正后进入党委班子），提干（成为大中型企业厂长负责制的厂长，正处级市管于部），职称升级（高工），增资，分房（首批正规商品房与市领导同楼层），出国（带领团队与美国企业合作联合设计），评模（连续二年市劳模）……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明显改善，随着改革开放，落实政策，我退休后和老伴来到令人仰慕的上海居住，亨受良好的退休生活和高龄老人照顾，我非常滿足现在的生活，与我儿时住在本仁堂情况根本不能比，老家湖州现是全国“绿水青山”典范，最近新华社和央视对包括我当年的故居在内进行了采访报导；我定居的上海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处于全国领先，平均寿命全国最高（现我已82.5岁，超过男性平均寿命80.2岁）我这八十多年来终于苦尽甘来，真想不通为什么有些人却移民国外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只有有比较才有鉴别，现在我们国家富强，人民生活幸福，最近家族开会又一次回到我儿时居住的故居不禁心潮澎湃，感触万分，我在儿时居住的本仁堂一间房已由公家（旅游公司）出资租用，不久将作为民宿像名镇乌镇一样对外开放，现在百姓生活无忧，只要身体好还可以在全国和世界各地旅游观光，下面照片就反映有从小西街走向世界，我这个曾经在起跑线上的落后者现还在离终点线前努力奔跑着。
